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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一书充分体现了老子在“道”的基础上构建的自成体系的治国思想。

综观《道德经》，“圣人”一词在其中出现了30余次，如“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1（《道德经》第五章）等。过常宝认为“道家的理想是成就自己天人合一的境界，是自我的，但在《老子》中，‘圣人’往往与百姓或国家并出”，因此他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圣人”即君王的结论，并且指出“《老子》中明确出现了‘是以圣人’以及相似句子的共有二十余章”。2笔者同意过先生的观点，故而认为这二十余章（即第二、三、五、七、十二、二二、二七、二八、二九、四七、四九、五七、五八、六十、六三、六四、六六、七十、七一、七二、七七、七八、七九、八一章）都是老子关于如何治国的论述。何善蒙则对通行本《老子》中出现的“国”字进行了统计，分别出现在第十、十八、三六、五四、五七、五九、六十、六一、七八及八十章，共24次，这些章节亦体现了老子的治国思想。3根据两位学者的研究，我们已经可以认定《道德经》中有31章是在讲治国，约占《道德经》总篇幅之40％。

除了以上所说，此书还有很多章节亦是在讲治国，如第十七章云：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最好的时代，民众只是感觉到统治者的存在；其次，民众会亲近并赞美统治者；再次，民众会轻蔑侮辱统治者。好的统治者是“贵言”的，即不轻易发号施令。在这种统治者的治理之下，当事情办成之后，老百姓都会认为自己本来就是如此，而不会感受到任何来自统治者的压力。故而这一章也是在论述如何治国。因此，《道德经》直接论述治国的章节在全书中所占的比重远不止40％，在此不再枚举。故而严复称《道德经》为“言治之书”是很有道理的。

一般说来，老子治国思想的核心即无为而治。《道德经》第五十七章云：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生；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蒋锡昌先生认为“民多利器”应当作“人多利器”，并且指出“天下多忌讳”、“人多利器”、“人多伎巧”、“法令滋彰”四句都是针对国君来说的。4蒋氏的说法是正确的。正是由于人主的禁忌越来越多，权谋巧诈运用的越来越多，法令越来越森严，民众才会陷溺于贫困之中，国家才会愈加混乱，邪恶的事情才会接连不断，盗贼才会不减反增。面对如此之现状，老子借“圣人”之口道出了自己的治国理念：我无为，民众就会自我化育；我好静，民众自然会走上正确的轨道；我无事搅扰，民众自然会富足；我没有贪欲，民众自然会归于淳朴。因此，老子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现状而提出“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的，绝非无的放矢；“无为而治”也绝对不是要求当时的统治者无所作为，而是要在合理的范围内有所作为，即不妄为，以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

此章节还有一点需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对于我们全面理解老子的治国思想，全面认识《道德经》一书的性质至为关键。老子认为统治者的妄为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的伤害，而统治者的无为则可以使人民“自化”、“自正”、“自富”、“自朴”，因此可以说人民是老子治国思想的落脚点，在老子的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在《道德经》其他章中亦有体现。如第四十九章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即理想的统治者不应该把自己的主观成见作为评定是非好坏的标准，而是要时刻关注百姓的需求。故而老子充分认识到了人民的重要性，而这种重民思想并非始于老子，而是自有渊源。武王伐纣，率军队渡过孟津之后，乃誓师以戒众，作《泰誓》三篇，其第二篇有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上天通过民众来视听，民众所厌恶的天将诛之。也就是说，得民心与否才是统治者获得和维持天命的基础，重民思想显而易见。这种思想在西周建立之后越发得到强调，这与西周建立后周公制礼作乐所带来的巨大思想革命息息相关。关于如何治理人民，老子认为其关键在于统治者自身。只要统治者自身能够做到“无为”、“好静”、“无事”、“无欲”，人民自然会“自化”、“自正”、“自富”、“自朴”，即统治者要实行无为而治，而统治者能否实行无为而治的关键在于统治者自身的修养。从这个角度来说，《道德经》中讲修身的章节其实也是与治国紧密相连的。老子这种治国理念其实是与儒家相通的，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之中，治国的关键亦在于统治者自身的修养。如《论语·颜渊篇》云：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5

孔子把君子之德比作风，小人之德比作草。风向哪边吹，草就会向哪边倒。因此治理好人民的关键就在于统治者自身之德行，亦即《论语·子路》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老子、孔子（或者说儒家）虽都认为治理好国家的关键在于统治者自身的修养，但二者提供了两条不同的自身修养之路，从而形成了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

以上分析了老子的治国思想，而老子的治国思想又是在“道”的基础上构建的。“道”在老子的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本体，但老子并不仅仅将“道”视为一种形而上的存在，毕竟老子的目光注视的还是形而下的世间万物，还是现实社会的混乱。他力图为当时混乱的社会寻找一条达于秩序的道路。因此老子之“道”不仅是形而上的存在本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同时也是价值本体，为天地间的秩序提供了形而上的价值准则，从而为其治国理念提供了终极的价值依据。

《道德经》第五章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天地无所偏爱，任凭万物自然生长，因而统治者治国也应该无所偏爱，任凭百姓自然发展。老子通过对天地的体认得出了治国之道。

再如第二十三章：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狂风不能持续整个早晨，暴雨不能持续整天。天地之狂暴尚且不能持续很久，故而老子认为“希言自然”，即少发教令是合理自然的。在此，老子亦是从对天地的体认中推出了治国的方法。《道德经》中还有不少章节都体现了老子的这种思维方式，在此不一一枚举。

“希言自然”是老子提出的治国理念，但是此“自然”之理又是老子观察、体认天地运行规律的结果。老子在《道德经》中还明确提出了“道法自然”的主张。吴澄对此解释说：“‘道’之所以大，以其自然，故曰‘法自然’，非‘道’之外别有自然也。”童书业说：“《老子》书里所谓的‘自然’，就是自然而然的意思，所谓‘道法自然’就是说道的本质是自然的。”笔者以为，从老子的哲学思想体系来讲，“道”确实是至高无上的，为天、地、人提供了价值依准，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但是从思想的生成来看，老子是在体察天地宇宙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自然为本质的“道”，并将其提升成为天地万物的本原，置于自己哲学思想体系的至高点。之所以如此，是与老子的史官身份以及其对史官话语资源的掌握有密切关系的。当然，老子这种思维方式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如：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6

通过以上所举可知，通过对天地万物的体察从而得出自然、社会、人生的道理，这种思维方式在春秋战国时期其实是比较普遍的。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老子的治国思想其实是一个自足的体系，并且在《道德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老子通过对天地万物的体认提出了以自然为本质的“道”的思想，并将其提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从而为自己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提供了终极的价值依据；继而老子从当时混乱的社会现实出发，认为治国的关键在于统治者自身，从而将无为而治治国理念的实现系于统治者身上；而统治者能够推行无为而治的保障在于其自身的修为，因此以“道”修身也成为了老子治国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于是“天地-道-修身-治国”这样一种自成体系的治国理念就在老子那里形成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讲，《道德经》讲述“道”、讲述自身修养的部分其实都是老子治国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故而说《道德经》乃治国之书似乎亦不为过。

注：

1.本文所引《道德经》均出自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2.过常宝：《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6-209页。

3.何善蒙：《〈老子〉论治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1期。

4.转引自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76页）。

5.本文所引《论语》均出自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6.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19页。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