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一点，应当还有一些证据。秦代，吕不韦组织门客编纂的《吕氏春秋》中有十二纪，其实这十二纪实际就是原原本本的照搬《礼记》中的《月令》篇，这个内容应当说是吕不韦在灭东周的时候从周天子那里获得的东西，而在《礼记月令》中，冬至点也是被定在了牛初度，这样来看，可以断定，在东周时代，周天子肯定组织过一次全面的“换斗”工作，实际就是重新确定了已经由岁差造成的不准确的冬至点，这个事实也是完全符合并可以证明上面的这种推测。

当然，扬雄之所以在恰当的时候和恰当的地点把太玄历推出，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确定冬至点的方位不是使用的地理南方，而是使用的地磁南方，也就是说，当斗宿19~20度在地理正南方的时候，牛初度恰好就在地磁南方的位置。[5]但是，自古以来，把地磁南方作为建斗的方位，却从未在史料中有记载，也许这种方法只有扬雄自己知道吧。如果要说明汉代人们应用了地磁来确定了冬至，就必须验证，当时的人们使用过类似于指南针的定向工具，可能就是司南。

关于司南的使用，在东周时代就已经存在的事实应当是被公认的，由此看来，司南在哪个时代，除了具有指南的作用以外，在制定历法上也应当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可能被当时的人类看作是天帝的意志和化身，从而也具有了一定神秘内涵，汉代的太玄历中的斗建应当理解为，以司南之斗柄，建牛初度，而以午时太阳在正南斗20度的位置为确定冬至点的方法。

继续依据上述岁差的推算，整个西周时期，冬至点可能就在八度范围的牛宿中漂移，牛宿8度和须女1度之间的位置，依据岁差来计算，时间应当在：14×70.6+104=1092也就是公元前1092前后，而这个年代依据历史学家的断代，恰恰是武王伐纣灭商的时代。所以西周初期建立的历法应当是以牵牛须女之间为冬至点的，我们后来知道的，西周时代一直延续到后来，常常使用牛作为牺牲来祭祀上天的习俗，可能也和这个牛宿冬至点的历史事实有关吧。

三、丙与商

从甲骨文商字的字型 [6]来看，是有三个类似倒立的三角形组成的金字塔形状，而下面的两个三角形融合起来，就是甲骨文中的丙字 ，丙字和商字之间到底有无联系，如果有，这种联系是什么呢？我们先看《说文》对丙字的解释：“丙位南方，万物成，炳然，阴气初起，阳气将亏。”可见，丙在这里已经具有南方的含义了，至于丙的南方含义到是很容易理解，因为丙是天干的第三位，丙丁为火位南方，这是五行家的传统观点，而六十甲子至少在商代，甚至以前就有了，我们的问题是要解决，这个天干中的“丙”字是从那里，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借助于我们对岁差和天文星象的认识，通过岁差的推断，公元前1086前800多年中（前1086~前1886年），实际的午时南方冬至点是在流传至今的28宿的须女12度范围内漂移，而在须女宿附近，南方，存在着一个星座“显微镜”，这个星座的形状，从简易的星图上看，实际就是被描绘成了一个和甲骨文丙字一模一样的象形字，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猜测，从而形成一个假说：在商代时，“显微镜”座的五颗星，恰好是一个甲骨文丙字的形状，而且，在冬至的正午十分，太阳恰好就在这个位置，商人依据这个天象，使用了这个文字，同时在这个丙字上方有一个摩蝎座，由此组成了丙字，以此在上方做一个倒三角形的标记，用来表示冬至点，同时也形成甲骨文商这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