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讬天下。

注解：第十三章从宠辱若惊的个人感受说到什么样的人可以作天子，意思的表述有些纵横捭阖，但内在的思想逻辑还是一致的，因此也是可以理解的。

宠辱若惊的感受，大概在威权时代最强烈，事例也最典型。因为威权时代的权威，太集中于皇帝一人之身了，自宰相、大臣以下，莫不惊恐于天威难测，所以无论得宠还是失宠，都会引起内心的恐慌，以至每次给皇帝写个奏章之类的政治报告，本来是谈些社会公共事务的，也要加上“臣诚惶诚恐，昧死以进”之类的后缀，以自表“我怕你，不敢冒犯天威”的心迹，先行讨饶。

为什么要先行讨饶？这里面的秘密不在于事情做得对不对，话说得对不对，而在于合不合乎皇帝的心意。因为皇帝的心意比法律、比道理的权威都更高，同时又更难揣摩，所以无论是受到皇帝的恩宠还是侮辱，都同样让人恐慌。得一次宠就忘乎所以的人，必定是没什么头脑的人，不知道恩宠既可以莫名其妙地来，侮辱也就可以莫名其妙而至。而有头脑的人都明白，在皇帝的心意这个潜规则不稳定、不明确的状态下，宠和辱其实是一回事。例如道家的先贤列子，住在郑国，郑国国君听人说，列子是位有道之士，住在郑国却忍饥挨饿，国君将要背负一个不崇尚贤能的坏名声。于是，郑国国君派人给列子送去些小米，而列子委婉拒绝了。列子的老婆有些抱怨，而列子只好笑着解释说，国君自己不了解我，只是听人说些什么才送我小米，将来有朝一日，也会听人说些什么而致我于罪（见《庄子·让王》）。显然，列子所拒绝的，不仅仅是老婆孩子所需要的小米，还有他自己所不需要的君王潜规则。大概也只有列子这种人，才可能跳出君王宠辱的网罗，让威权无所施其技，以至举世赞誉都不能让他受到鼓励，举世非议也不能让他沮丧。

“贵”是显贵，通常与达官连在一起说，是由政治权力造就的。用政治权力造就某个或者某类人为达官显贵，目的当然在于为社会树立符合己意的价值观，是意识操控的一种策略。正因为显贵也是受操控的，是自上而下的恩宠，所以在道家看来，表面上威风凛凛的显贵，其实是悬在心头上的一连串的隐忧、暗疾，祸患之大，与自身相等；祸患之深，像爱惜自身一样难解于心。以至念兹在兹，浑然不觉自身已因显贵而凭临险境。

真正爱惜自身的人，将自身就看做一个完整的“天下”，所以不会拿自身去和地位、利益做交换。在道家看来，也只有这样的人，才配得上以天下相托，作为天选之子，充当天下的共主。这也就是第十三章末后两句所说的“以身为天下”，可以“寄天下”、“讬天下”的人。

谁会是这样的人呢？历史上曾有过尧舜禅让的传说，也就是唐尧主动将君主职位传给社会贤达虞舜。但禅让究竟是一种制度还是一种德行？作为制度是如何保障的？作为德行又是如何衡量的？这个历史谜题至今困扰着学术界。学术界要为新的制度建设找到某个古老的经验参照，参照的动机不同，就决定了对历史真相的发掘和解释各不相同。先秦道家自庄子伊始，也曾发掘过这类经验参照，而动机就是阐发《道德经》第十三章的思想，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妨援引《庄子》来诠释《道德经》。

《庄子·逍遥游》讲了个唐尧让天下的故事，不过，禅让的对象不是历史上的虞舜，而是故事里的许由。为什么要禅让天下？庄子帮唐尧想好了劝进许由的理由：爝火不可与日月争辉，浸灌不可与时雨比德。你站在这里就让天下得到了治理，而我还占据着天子之位，我觉得自己很无聊，请你接受天子职位吧。许由的回答，想必让唐尧很尴尬：小鸟在丛林里筑巢，只需要一根树枝；鼹鼠饮黄河之水，只需满腹而足。我拿天下没什么用，所以你还是回去吧，我不想干那种越俎代庖的事。

《庄子·让王》继续讲这类故事，不仅讲得绘声绘色，而且将拒绝当王的意愿讲得更透亮。如说，人自立于宇宙之中，春耕足以劳动肢体，秋收足以休养生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要天下有什么用呢？“唯无以天下为者，可以托天下也”。

不过，以寻常的眼目看，道家的这般思想，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甚至陷入了某种悖论。如果说可以托天下的人注定不会接受天下，那么天下又该如何确立一位“天子”呢？这就是个矛盾，无解。而站在道家的立场上看，没有“天子”，人就不能活了吗？况且，“天子”的最高境界，应该只是个精神上、信仰上的象征而已，“太上，下知有之”，老百姓只要知道有那么一个“天子”，是社会共同体的精神领袖，这就很好了，何必弄出个“天子”来让大家“宠辱若惊”呢？

（图文转载自赤城宾馆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