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注解：这第二十九章，像是一首洞察历史的预言诗，警告那些存心雄霸天下的人，要摆脱凭一己之意统治天下的奢望，因为“天下”是神灵的器具，用来安顿、安排天下人的共同生活，如果图谋私自占有，按照自己的意图抟弄天下，将会陷溺于败坏天下、丧失天下的恶性循环。这样的预言，会不会让某些人忐忑？我们无从猜想，但征之以历史，我们赫然发现《道德经》的预言竟如此精准，不能不为之震撼。

放在《道德经》产生的时代里来看，试图“取天下而为之”的，当然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类的人和事。七雄五霸们都有“取天下而为之”的企图，这让老子产生了关于未来历史方向的警觉和忧惧，如果未来的“天下”注定被豪强们巧取豪夺，成为豪强的囊中私物，注定公天下的“神器”要遭受私天下魔兽的践踏，注定“天下”将沦落为强权的道具，不再是安顿、安排天下人共同生活的“神器”，不再是由共同信仰凝聚起来的社会共同体，那么在“天下”之成其为“天下”的基本性质发生剧变之后，强权者又将用什么利器来维护“天下”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呢？在一个不得不用特殊利器才能够维护的“天下”里，全天下之人还能保持“或行或随”，“或强或羸”的多元生态吗？“天下”的未来，最令人深忧的，不是能否平治，而是强权意志将摧毁多元生态，基本性质将会由无所不容的“神器”堕落为率民以相食的绞肉机器。

如果说七雄五霸们还只是试图“取天下”，事实上并未能取得天下，因而也就不存在如何“为之”的问题，那么自从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推行暴戾的苛政，由强权拿着天下去“为之”的问题就暴露无遗了。问题暴露得迅猛，社会的反抗也就来得迅猛，所以强秦以暴力统治天下仅三十余年，就被以同样的暴力推翻了。

接下来的“楚汉之争”，既是军事和谋略的博弈，也是对如何选择“天下”体制的考问。西楚霸王项羽所选择的，不是“取天下而为之”，而是分天下以治之，如在降服秦军章邯部主力，继而入主咸阳，搞了场压服刘邦的“鸿门宴”之后，他将天下划分成十七大块，由十七个诸侯王领治。这样的安排，表面上看遵循了《道德经》的教导，但让天下重回战国时代的格局，不能建构起天下“神器”共同体的整体秩序，诸侯国也就回到了兼并与反兼并的起点上。

汉王刘邦显然吸收了项羽的教训，选择“取天下而为之”的方略，在战胜项羽之后，大封同姓诸侯王作为帝制的藩屏，制约并且在吕后执政时剿灭异姓诸侯王，天下也就走上了由刘姓一家“而为之”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汉初期的文帝、景帝，采取黄老无为的政治策略，“而为之”的政治意志很淡泊，私天下与公天下的冲突也就得以纾解。接下来的汉武帝，一方面削藩，消解诸侯国的势力，强化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又“独尊儒术”，根据集权体制的需要大力推进文化共同体建构；自此以后，中国之所谓“天下”，就由帝制规定了基本性质，“天下”的状态是好是坏，要凭运气，要看遇到一个什么样的皇帝。至于宏观历史，则陷入“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的长期循环，每次“取天下而为之”的打天下过程，都会摧毁天下“神器”的神圣性，是马上得天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狩猎成果；既已猎获天下之后，每一朝政权又都以私天下的模式执掌天下，于是又轮为新的猎物。这个悲催的历史循环，似乎早就被老子洞若观火了，直到现代，才出现走出老子预言的苗头。

久病初愈，最宜调理，最须珍惜。珍惜、调理也许有许许多多的偏方，但如果要固本培元，就不能不致思于缠绵久病的所以然之故，不能不洞察病灶之所在。而老子的深邃智慧，显然能帮助我们展开这样的致思和洞察。如果将这一章与第十三章的“寄天下”、“讬天下”结合起来看，那么老子对我们的最大帮助，也许就是为我们留下两个石破天惊的问题：第一，天下为什么是“神器”？第二，天下人应该如何维护“神器”的基本性质？

附《诗译道德经》

（图文转载自赤城宾馆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