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以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为天下贵。

注解：由烹饪小鱼的内政、大国“下流”的外交，将会生成一个什么样的天下共同体呢？《道德经》说，那就是宽而能容，善人与不善人共同的容身之所。尽管现实中的人总有善与不善之分，但在天下共同体里，那不是造成活得下去与活不下去的充分理由。宽容各种人按自己的选择生活着，不那么动辄得咎，无辜入罪，就是道化的清平世界。所以《道德经》说，“道者万物之奥”，能蕴藏姿性各异的万物万众，是将“道”应用于天下共同体的必然效应。

道家这种主张宽容的淑世情怀，是否具有针对性？抑或也只是关于“理想国”的自我抒情？简单对照一下历史现实，或者更确切地说，对照一下道家的现实观察和感受，我们可以明明白白地弄清楚这类问题。《庄子·在宥》说，“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殊死者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人，尸横遍野；桁杨者也就是戴着枷锁的人，拥挤成堆；刑戮者也就是受过刑罚而肢体残缺的人，彼此相望。这样的现实社会，让道家触目惊心。

那么现实社会的犯罪率，何以如此企高？按照儒家的分析，犯罪率的高低，是教化成与败的反映，如汉初陆贾《新语》说，“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者，教化使然也”。好像民众犯罪是真的，只是原因要归咎于受不到良好的教化。而《道德经》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这还是政治与民众幸福的反变关系。因为把持政权的社会上层太奢靡，所以民众饥寒交迫；因为上层有太多的奢望和设想，弄得民不堪命，所以民众随时随地都会触犯刑网；因为上层将自己的生命看得太珍贵了，穷尽手段去益生、厚生，所以民众殊死抵制，不在乎是生是死。显然，民众守不守法，犯不犯罪，要看上面的人将法律的网张开多大。如果上面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志私欲，将刑网张开得像天网一样大，天下共同体不是由宽容的道化来融合，而是由严峻的刑网来笼罩，那么民众就都是罪人，所谓“天下”也演变成炼狱。所以《道德经》说，与其快马奔驰着向“天子”进贡宝玉以邀功，还不如坐下来和“天子”讲讲这个“道”。因为“天子”以及太师、太傅等地位崇高的三公，就是为展现道化的宽容而设立的，否则，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氏族国家，为什么要联合成没有自然关系的“天下”呢？

既然是“天下”，涵盖着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的广袤，那就必须宽容，即使是在你看来不善的人，也应该受到宽容精神所能够给予的保护。这是道家的立场，很古老，但历久弥新。

附《诗译道德经》

（图文转载自赤城宾馆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