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知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注解：就生产和生活的基本方式而言，中国的传统社会无疑是农业社会，中国传统社会的人口，也无疑以农民占绝大多数。在现代工业介入——包括灌溉技术、农具机械化等等之前，传统农业的基本状态，就是“靠天吃饭”，所以人对于自然的依赖，在中国人的生活经验中可谓刻骨铭心，既强烈，又是全民性的。

然而，相同的经验却不一定会产生相同的感受，更不一定要做出相同的理论描述，否则也就没有色彩斑斓的文明史了。对于“靠天吃饭”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经验，既可以温情脉脉地将自然描绘成仁慈的父母，也可以抱着理性的态度，尽可能清晰地描画出自然无情的真实面目，中国传统的两大思想体系——儒家和道家，就在这个问题上展现出他们之间既微妙又很根本的差别。儒家温情，道家理性。温情的儒家更多地继承了西周以来的信仰传统，理性的道家则表现出向真相追问答案的开拓精神。

儒道两家的这种差别，在两家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就表现为明确的意识。例如老庄剽剥仁义，断言天地无情、圣人无情，尤其是本章，以“天网”概括人对于自然的依赖，人生始终都奔波在这张依赖之网里，虽然不是时时都感受到被“天网”捆缚住手脚，但毕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跑是跑不掉的。这种理性的冷光，明显射向温情的儒家及其信仰传统。而儒家的荀子，也直言道家“蔽于天而不知人”，只追求理性的真实，不考虑社会的需要，孟子甚至敏锐地发现，按照道家一味追求理性的思想逻辑，会衍生出无政府主义——无君论，后果将不堪设想。从这些相互批评来看，儒道两家的矛盾不可谓不大，可是，如果我们将相互批评视为相互理解的更强烈表达，那么显然，儒道两家对于由他们所构成的中国思想张力，都是哑巴吃混沌——心底下有数的。

当然，对于儒道之间的思想张力，既可以默认或者偷窥，也可以摆上桌面公开讨论，从而刺激思想，互发高致。这方面，南宋思想家叶适算是一个先行者。在一部题为《习学记言》的读书札记中，叶适以《周易》和《道德经》为代表，剖辨儒道两家各言其天地之道的得失。叶适的儒家立场很坚定，诋斥道家的态度也就很鲜明，但撇开态度不追究，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问题本身对于思想的刺激性。

叶适的凌厉剖辨是这个样子开始的——自古以来讲天地之道，最详悉的莫过于《周易》。从卦画开始推演，到了最精微的地方可以见天地之心，粗浅之处也能通吉凶之变，这是后世共同遵循的，不可改变。而老子只按自己的意思“妄为窥测”，说法又屡屡改变，前后不同。于是叶适列举出这样几个方面的例子，质疑老子。第一是，“天地以大用付于阴阳，阴阳之气运而成四时，杀此生彼，岂天地有不仁哉”？将这个意思推展一步来理解，应该是说天地调动阴阳的“大用”，不可按仁或不仁来评判，而老子说“天地不仁”，就未免是以人度天了。第二，按照《易传》对乾卦卦辞“乾元亨利贞”的解释，乾卦所象征的天是包含了许多义理的，如“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乗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象传》又强调“天行健”。这么丰富的内涵，怎么能像老子那样拿橐籥来模拟呢？橐籥的虚和动两个概念，又怎么能穷尽其义理呢？第三，天之道虽然可以形容为静顺，但天地之体却不能说是静顺的，而老子指玄牝为天地根，也就不是天行健的义理了。第四，天长地久是自古而然的，没有人能知道其缘由，老子又凭什么断言是以其不自生而后能长生？又怎么知道天地不是自生的呢？第五，飘风骤雨并非出于天地之意，而是阴阳二气相争的结果，争得过甚了，以至风雨肆虐，天地也不能阻止。所以君子只是拿风雨来譬喻“振民育德”，如风化雨润之类的教化等，而老子意图训诫的“区区血气之斗”，怎么可以与飘风骤雨相提并论？第六，“夫有天地与人而道行焉，未知其孰先后也”。而老子自喜其创见，偏要说道是先天地生的，天法道，天得一以清。当真是道混成而在天地之先吗？是道法天呢？还是天法道呢？是一得天哪？还是天得一哪？所以说老子是“山林之学，不稽于古圣贤，以道言天而其慢侮如此”。第七，到了用天道来阐明人事的时候，却又说天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这样的天道，显然就不是虚极静笃、守一无为的了。所以总起来说，“从古圣贤者，畏天敬天，而从老氏者，疑天慢天，妄窥而屡变，玩狎而不忌，其不可也必矣”（详《习学记言》卷15）。

显而易见，叶适所发现的易老差异，主要在于《周易》代表了古圣贤以来畏天敬天的信仰传统，其中既包括关于天地人三才的关系模式，也包括不能别出心裁地逾越这个模式去理解三才关系的忌讳；而老子没有这样的信仰和忌讳，只是将天当做自然现象来观察、来议论，所以站在信仰传统的立场上看，就是个疑天慢天的异端表现。这是叶适质疑老子的思想核心。至于叶适所列举的七大问题，有些可以推动老子学说的逻辑自洽，也有些是出于特定立场的偏见，继续彰显出儒道两家的差异。

以今天的眼目看，老子以理性突破信仰传统的努力，对于思想、精神的发展无疑是开拓性的，但他同时也会引发社会责任感异常强烈的儒家式的忧惧，即传统的信仰体系被突破之后，现实的社会秩序又依靠什么来维持呢？这个问题到今天依然存在，所以儒家从社会需要出发的信仰建构，有其合理性。同样到今天依然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旧的信仰体系之所以被突破，首先是由于这个信仰体系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老子等哲人只是将这个不能满足的事实给说了出来，如果信仰体系不能开拓性地调整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它就不可能同时成为新旧两种力量共同的信仰，又如何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的稳定呢？

所以，既然时代变了，理性开拓就必须先行，信仰体系的重建要紧跟在后面。

附《诗译道德经》

（图文转载自赤城宾馆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