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老子《道德经》中提出的“直而不肆”，有着丰富的伦理内涵，对我们的人生修养与处世言行，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直而不肆”首先是本性之真的体现。“直”首先体现的事人格修养中的真诚不虚伪，表现出来的品质就是真挚、坦诚、直率。其次，“直而不肆”是真君子的体现，一个人若能做到直，可称真士；若能做到不肆，可称君子。直而不肆具有方圆皆有的政治伦理理念。为政不方、不直不足以成事，不圆、不和不足以为人。直而不肆，体现的是政治艺术中既要讲究原则，又要讲究方法。老子通过“习静以致不肆”的方法使得我们的生命回归本真，真正呈现出“静而后直”、“直而不肆”。

老子《道德经》第五十八章有言:“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五十八章中，老子先是论述祸福相依的关系后，随后提出了“直而不肆”思想。“直”是直接、直爽、直率等意思，指言与行的特性。“肆”，肆意、放肆、胡乱、无尺度等，指做人做事的特性。“肆”是“直”的泛滥与过度所起到的反作用表现，老子提倡“直”，也提出“不肆”就是对“直”的抑制，避免过度。

一、“直而不肆”中蕴含的修身伦理思想

《道德经》第五十八章指出:“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方者，廉者，直者，光者，在老子那里都是对积极的向上的人格心态的描述，既如此，“方、廉、直、光”自然也是理想人格的体现或标准。同时，老子相对提出不割、不刿、不肆、不耀以纠偏，避免偏于一面过度的行为。元代理学家吴澄在《道德真经注》中提到，“直者不能容隐，纵肆其言，以讦人之短。圣人则不肆。光者不能韬晦，炫耀其行，以暴己之长，圣人则不耀。” 直若陷于过度偏激的一面，往往表现出放肆其言，攻讦人短，所以，老子提出“不肆”来制约其偏差。直而不肆即是修身美德的体现，人所追求的修身美德首先要返回本然之真。

“直而不肆”是修身美德，“直而不肆”首先是本性之真的体现。“直”首先体现的事人格修养中的真诚不虚伪，表现出来的品质就是真挚、坦诚、直率。《庄子•渔父》中提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 唯真者，方能动人，真之可贵，在于自然本性的流露。人世间正是由于太多虚伪做作，故强哭强笑，逢场作戏，人情也变得轻薄了。

《道德经》第四十五章言：“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指的是那些正直率真的东西看起来反而是弯曲的一样。老子此章意在教予我们“一种完美的人格，不在外形上的表露，而为内在生命的含藏内敛。” “直”的本质不在言语行为上的表露，外在的“直”过度的显露，很容易表现成肆意妄为。大“直”于内在含敛往往是“屈”的境界，这种“屈”是心直而形柔的本真，内心质朴无尘，率真自然，却以温婉雅致的方式表达出来，丝毫不中伤他人。

《道德经》中反复提到了一个“复归于婴儿”的本真境界，此即老子大道之人的人格化身。“婴儿”由于还未接触外界的纷繁复杂，内心纯洁质朴，本真到了极致，丝毫没有外物的滋扰，所以“婴儿”的行为都始发于自然之性，淳朴自然，直率无伤。尽管“婴儿”之境是一种梦想，但于而今身陷喧嚣的我们而言，努力去追求那一种心灵的自由、自如与灵魂的自在自得却是十分重要的。

老子将物之本然称为自然，称为真，称为道，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并说人如果要立足于世，只有效法这些自然之然，方能长久，而自然就是真的总的状态。老子《妙真经》有言：“自然者，道之真也。”真，自然之然也，用来形容人，即人的本然之性。人不可失真，失真之人形如浮萍，随波逐流而无定力。老子讲“抱朴归真”、“复归于婴儿”，就是对真的无限向往。

本然之真，在表现形式上即是“大直若屈”，内心本“直”而表达却要“曲”。我们看到一些“僵直”之人，虽然坚持了自我之见，但由于表达的方式不 “屈”、不圆和，致使事与愿违。

《道德经》第十八章云：“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道德经》第十九章又云：“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老子从“道法自然”、大道真朴、真性直率的高度，对当时假仁假义、巧诈智巧的“伪君子”社会弊病提出了严厉的批判。一个虚伪的人，往往假仁假义，曲而不直。一个人若能做到直，可称真士（真实自然）；若能做到不肆，可称儒生（温文尔雅）；而一个人只有做到直而不肆，才能堪称真君子。

人不可不“直”。从个人角度来看，“直”是对自我心性的一种尊重。 “直”是疏通心灵沟渠的有效方式。有所思即有所行，给自己的心灵释压，内外流通、有进有出，才能保障水流的畅流无阻，从而达到一个自我的内外协调。

见素抱朴、致虚守静的修身之道旨在维持内心的一种平静，不论内在情绪思维怎样起伏，不论外界环境、事故如何跌宕，所有不断变幻着的，或喜或悲的讯息进入到内心，都惊不起任何波澜。心湖如镜，这方是内修己性的真正境界。率性而活方可使内心明净无杂，所以我们要率真、正直，不压抑自身，这也是对自我心性的一种尊重与保护。但过分放肆地表达自我，同样是对自身的戕害，是另一种心灵上的奴役。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是真性情之人。《中庸》有言：“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安于本位，不虚不伪，不欺不骗。

二、“直而不肆”中所蕴含的政治伦理思想

“直而不肆”表现为一种政治艺术，则是指为政的无压迫感。直而不肆，“直”是方而为事，“不肆”是圆而为人。为政不方、不直不足以成事，不圆、不和不足以为人。直而不肆，体现的是政治艺术中既要讲究原则，又要讲究方法。

内方外圆，不仅是为人处世的艺术，也是为政艺术。在治国当中，为政者既要做到刚正不阿，把握原则，又要灵活圆通，自我约束。一方面为政者不可不直。昔者“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正直耿忠方可使政流畅达，不积淤，不塞流。渊深而水长，源活而渠清。政治当如活水之源，滋养四方。民众甘于岑寂，天下安祥无祸，从而形成政治昌明的局面。而另一方面，为政过于凸起棱角，凭力强为，就是死板、刻板，最终伤人伤己。吴澄提到，“‘方’，如物之方，四隅有稜，其稜皆如刀刃之能伤害人，故曰‘割’。人之方者，无旋转，其遇事触物，必有斫伤害，圣人则不割。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直而不肆”之德的方法论体现。善于直接指出问题，用于自我揭露问题，是政治上正直、勇敢的表现。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人不仅认清了客观事实，而且坚定了自我的修身信念。我们党有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如果党没有一如既往对自我进行反思批评，那就不可能有我们与人民群众血浓于水的深情，就不会有我们党高度的纯洁性，就不会有我们的可持续发展。而如今，我们党更要延续这个传统，才能在新世纪的国际较量中立于不败之地。

公道正派是一种政治品质、一种思想作风、一种人格力量,是为政者的立身之本、为人之道、处事之基。公道正派是为政者的立身之本，这样，为政者才能树立廉洁操守形象；公道正派是为政者的为人之道，这样，为政者才能树立为民为公的形象；公道正派是为政者的处事之基，这样，为政者才能树立执政为民的形象。为官公道正派，我们形象地称之为“青天”，以为其体现了客观与公正，体现的原则性，这样才能取信于民，老百姓有了安全感，才会拥戴你。我们立法为政切不可有失公正，历史当中的社会动乱无不是为政者藐视公正、违背民意所致。公则正，正则社会和谐，不公则乱，乱则社会萧条。秉持公正是我们今天的执政者所要切记的政治原则，这关系到我们党的执政之本，治国之基。

不肆，不妄为，以求正，以求直，正是无为而治的体现。统治者奢靡无度，压榨百姓，还搞起暴政，以掠夺民脂民膏，使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为此，要兴亲民之政，与民休息，保护民富，戒奢从俭，老子有言：“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他将“慈”作为三宝之首，将“俭”作为为政亲民之关键，是以提醒为政者要切实关注人民福利，切实关心人民疾苦，切实减轻人民负担。老子还强调“治大国，若烹小鲜”，强调为政者要“清静为天下正”，不折腾，不铺张，由此，精简繁冗的行政机构和行政事务，真正还民以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直而不肆，是老子无为而治为政理念的精准体现。直者，真也，正也，诚也，这正是为政者立身作为的基础。不真，失信；不正，失基；不诚，失民。此三者一失，土崩瓦解，一场空烟，治国之有也名存实亡。因此，在政治当中，对度的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直而不肆”体现出高岸的为政之德与高超的为政艺术。直之过头，会棱角锋芒，廉利过甚，会伤人伤己，光耀刺眼，会妄为孤傲。所以，不肆，以削删过度的棱角、枝干、累赘，以达中和。

三、“习静以致不肆”的生命伦理思想

“直而不肆”告诉我们做人端直而不放荡，正直而不放肆，耿直要有忌惮，率真而不轻狂。如何才能做到呢？老子以为肆意妄为皆起于心不静。不静即躁，躁而以暴加于人，以怒施于物。崭露头角，锋芒毕现，此即“肆”。“肆”如恶疾，在内伤人肺腑、损人心思，在外则四处蔓延，干扰威胁他人。总而言之，肆者伤人必多。而如何在真率中寻找到那一份温和淡定，如何在正直中保持住那一份善意的初衷，如何处于繁华而心湖如镜呢？习静也。

《道德经》第四十五章云：“清静为天下正。”《道德经》第十六章云：“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宋代范应元说：“归根者，反本心之虚静也。”现代学者张松如认为：“老子是以‘归根’一词为‘静’的定义，又以‘复命’一辞作为‘静’的写状。如果说‘并作’包含着‘动’的意思，那么‘归’、‘复’便属于‘静’的境界。这是在这‘静’的境界中再孕育着新的生命，此即所谓‘静曰复命’。” 大千世界，众生芸芸，皆有其根。万物的生长，都离不开自身的根蒂，生命的展开从根开始。老子视万物的根为“静”，通过习静回到我们生命的本来，认识自己，倾听自己，读懂自己。“虚”、“静”形容心境本来的清明宁静的生命状态，由于私欲的扰动和外界的诱惑，使得心绪肆意奔驰，扰乱心灵的安宁。“不肆”就是不肆意自己的内心，不妄念，不妄动，不妄为，不让欲望、烦恼驱动着我们。

“静”不仅是老子人生哲学中的所推崇的生活状态，同样具有作为生命的根本一种状态属性，使得老子的生命哲学具有静态色彩。“至虚，恒也。守中，笃也。” “守中”即是守静。“守静”就是在心平气和的静谧状态下，涤除欲望引起的烦恼，保持内心的宁静，回归生命的根本，认识真我。老子的“静”是内心修养状态的写照，是一种人生境界的沉淀，而不能简单理解为僵硬的、保守的、不变的静止。老子所讲的“静”不是肃静，不是不动，不是寂静不语，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指心灵的宁静、淡定、平和，是生命真我的一种体现。我们在宁静中思考，在宁静中面对自我，在宁静中收拾我们疲惫的身心。宁静使人深邃，宁静是人沉定，宁静使人理智。只有在静中，我们在人生的道路才能更辨得清方向。

事实上，老子对于“静”的阐释具有辩证法的色彩，是在与“动”相对应相转化的视角审视的。《道德经》第十五章云：“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这里体现了“静中有动”的辩证运动观。

《道德经》第十六章云：“致虚极，守静笃。”“虚”、“静”即是习静所要达到的状态，也蕴含着所要达到的目的。“虚”形容心境中本来的空明状态，喻不带成见。“静”是不受外物以及欲望干扰的安定状态。“极”和“笃”都是形容程度的词，表示极度，顶点。由于私欲的活动、外物的干扰而使得原本清明宁静的心灵闭塞不安，所以必须时时做“致虚”、“守静”的功夫，以恢复心灵的清明状态。致虚守静的修身之道旨在维持内心的一种平静，不论内在情绪思维怎样起伏，不论外界环境、事故如何跌宕，所有不断变幻着的，或喜或悲的讯息进入到内心，都惊不起任何波澜。心湖如镜，这方是内修己性的真正境界。

《道德经》第十章云：“涤除玄鉴，能无疵乎？”“玄”用来形容人内心的深邃灵妙；玄鉴，即玄妙的镜子，比喻内心深处明澈如境；“涤除玄鉴”就是洗静内心的尘垢，清净我们的心灵。相对于内心世界本有的清净，尘垢指的是我们种种私欲，种种后天的习气。当洗尽铅华，透露本真时，才发现自己依旧是本来的自己，我们只是需要静下来，找回自己最初的真心。在老子看来，知识和欲望都是障碍心镜本真的尘垢，人们在追逐外在之物时，都会产生向外驰求之心，加深了物、我、人、己的分离而无法回归身心，偏离了回归本真的轨道，背离人的自然本性。

《道德经》第二十六章云：“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根，躁则失君。”厚重是轻率的根本，若轻率则失去根本；静定是躁动的统帅，若躁动则失去统帅。作为大国的君主，在言行上不应该轻率冒躁，恣意放纵。作为万乘之主的君主，必然要静定，君主不定则天下不安，君主躁动则天下必然躁动。如何在言行上不轻率冒躁，以做到直言、直行？习静也。心静而后言直，心静而后行直。

《道德经》开章就说“道可道，非常道。”老子对于天地万物感悟归于无言之道，无言是一种静谧，语言的范围总是有限的，而意蕴的回味却是无穷的。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语言过多甚至浮躁不会是智者的表现，一个静定而对于生命有所体悟的智者总是在赞叹无言之美。儒家的孔子也曾经感叹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圣贤对于天地大道的体悟，首先依靠静定的心境。大道不可言说，并非不能言说，言辩的极处就是讷言。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讷言相对于巧言，减少了言辞华丽的渲染，没有更多的虚伪与矫饰，流露出更多的真诚，避免了言语的种种过冒失。《道德经》第八十一章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清净是言行不肆的根本，静而后言既是言辞的谨慎，更是质朴本真的流露，真意不需要太多修饰的辞藻，更需要的是坦诚的直道而言。直道而言也自然是在守静的前提下，才能不偏离于轨道，直而不肆。

老子提出虚静的人生智慧，就在于启发我们静而后言、静而后行，减少种种妄言、妄行。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语言做不到清静，在于我们没有守静，没有做到静而后言。三思而后行，同样要三思而后言，语言的不谨慎往往不是伤人就是引起误解。静而后言才不会偏离轨道，才不会让污染有害的语言的肆意。语言在习静的前提下，方能做到直道而言。静而后言，预除了妄言的种种过失。

静而后行，行为方能稳重，才能立定脚跟，做得了大事。行为在入静的前提下，自然不偏离于道，不会轻举而妄动，自然能做到直道而行，才能够肩负更大的使命。一代智慧化身的诸葛亮在他的《诫子书》中提到“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淡泊无以明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以习静和节俭作为自己品德修养的陶冶方式，宁静、淡泊是诸葛亮的人生状态。诸葛亮是习静而后行的典范，而这些因素成为诸葛亮建功立业以及明鉴心智的宝贵精神财富而作为训诫，传给自己的儿子。辅佐刘备出山后，他指挥千军万马，协调一国的政务，而能够游刃有余，只能用一句传统的成语来形容，指挥若定。如果没有静的品格，又怎么能在纷杂的战场和政坛上沉稳，又怎么能在大局中临阵沉定？静能生慧，更能陶冶品格。

老子通过习静功夫的修养直面人的内心世界，安定人的内心。只有心静定下来，才会对处于人世间的这颗狂乱的心有所把握，通过习静认识本来的真我，直道而言，直道而行，以至于不肆，而不会简单的随欲望烦恼流转，而是做回自己真正的主人。

注解：1.吴澄《道德真经注》，转引自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92页。

2.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第8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