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水的方法论”

　　儒道两家在中国思想中具有决定性地位，其中儒家观念大致决定了中国的价值观，道家观念则基本上代表了中国的方法论。道的方法论既是生命之道也是生活之道，其基本原理并无二致，大致可以称为“水的方法论”。水是老子在论述方法论时的基本隐喻，所谓“上善若水”。描述了水的运作就是描述了行为策略的最优原则。在这里无法详细讨论老子博大精深的水的方法论，但仍然有必要简述其要点，以此多少证明老子的道是可说的而且是可闻的。

　　(1)老子的方法论首先是一种非常理性的甚至可以说是极端理性的思维方式，它极其强调“风险规避”原则，这一点与当代博弈论不谋而合，应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切涉险行为都被认为必须放弃，甚至达到“无为”的地步。不过，无为并不是说真的一切事情都不做，而是说，做事情要采取最保守的态度和做法，也就是尽量符合自然。为者伪也，伪的东西就是人为创作的规章制度，类似nomos。为了对付人类社会产生的各种问题(比如利益、权力、权利、秩序、社会安全等等“争权夺利”问题所导致的各种冲突)，人为创作的那些规章制度是必需的，但也包含着巨大风险，因为人为建立的规章制度都是未经充分证明甚至根本未经证明的大胆想象，其合理性和有效性一直都有许多疑问。一般来说，人们创建某种规章制度，往往采取的是一种积极观点(进步论的或者激进主义的)，其基本原则大概是：如果一种制度改变能够带来某种明显好处，那么这种改变就是可取的。与此不同，老子建议的是一种极端保守主义的消极观点：如果一种制度改变可能带来某种明显的坏处，那么这种改变是不值得推荐的。对坏处的警惕超过对好处的热望，这是老子思维的一个基本点。

　　(2)水的特性是柔软而不可摧，能够随形而成形，能够适应一切情势，老子所强调的正是水的这种能够应对万变的方法论，强调那种能够始终随形势变化而变化的灵活性。这种思维方式在当代被看做是考虑复杂多变情况的思维方法论，随着科学发展以及全球化的发展，关于复杂性的思维研究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老子思想可以说是复杂性思维方法论的创始，即使从今天的眼光来说，老子的方法论丝毫都不过时，甚至仍然是前卫的。我们知道，全球化的复杂运动正在使世界无政府状态的无序乱世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料和难以控制，传统思维和传统策略似乎都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正如政治学家Joshua Cooper Ramo在他的新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无论人们心怀什么样的“良好预期”去做出各种精明的努力，结果几乎都事与愿违，他有趣地描述了这种悖论性的当代境遇： “那些为我们的安全所专门设计的政策反而使世界变得更加危机四伏，比如说，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恐战争不但没有能够清除恐怖主义，反而催生了更危险的恐怖主义；种种控制核武器扩散的努力反而鼓励了许多国家加速谋求核武器；……试图狙击金融危机的种种措施结果反而激发金融危机早日到来；种种试图拯救环境的技术投入应用却使得那些要被保护的物种死得更快；种种的中东和平计划反而使和平变得越来越渺茫。”③显然，今天种种事与愿违的现象正在挑战现代发展起来的那种还原论的、常规化的、机械化的、程序化的理性思维模式，我相信现代理性远远没有能够充分表达“理性”这一概念，理性仍然是一个开放的概念，需要人们去重新发现。在这个意义上，老子对“可道之道”的局限性的批评以及对“不可道之道”的想象是令人敬佩的。

　　(3)做事治世采取柔软策略，不等于采取软弱可欺策略，事实上老子强调的柔软策略是更能够取得成功、能够胜过刚强的最优博弈策略。强者逻辑的博弈策略是对利益最大化的直截了当追求，斤斤计较，寸土不让，力求消灭对手的强硬策略。这种直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策略虽然往往被论证为“理性的”，但这种“理性” 其实很有可疑之处，因为，利益最大化这一追求本身却是非理性的，它必定招致他者以其道还治其身的反制，因此，以利益最大化为直接目标的理性并非我们需要的稳定可靠的理性。老子的柔软策略就包含着一种更为深思熟虑的理性，它试图以最小成本去保证风险最小化(而不是力争利益最大化)，以最小代价去使挑战者的威胁落空，使对手自取其祸而使危险消于无形，同时，总是给对手留有余地，余地是合作和长期利益的基础。这是老子所强调的“不争”而能“成功”之道，其中所蕴含的更为成熟的理性有待人们重新发现和发展。


注释：

　　①参见赵汀阳《共在存在论》，载《每个人的政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②参见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③Joshua Cooper Ramo, The Age of the Unthinkable.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09. p. 9.

原文转载互联网 ，作者赵汀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