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养生的最高境界——和

养生之道的最高境界是达到“和”的状态。养生得和是在与外物交接中保持内心平和，静默恬淡，做到物欲与情欲不患于心，神、形、气、物兼养而不伤的自身和谐的理想境界。养者，养神为本，养形为末。本者，天也，根也，原也；末者，逐也，随也。养神与养形互为本末，本末一体，只有二者兼养才能达到得和的最高境界。

１、郾养神守神是养形守和之主

养生之道以养神为本，神贵于形，此思想在《文子》中十分突出。《下德》开篇即云：“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又云：“天爱其精，地爱其平。”《九守》篇多精用不竭之论，《道原》篇又有精气浊气之对举，“精”字表达精神含义。人接受了天之精气而有精神，天地万物得到天之精气只有多少而无有无之别，万物因为精气聚集而表现出各自的特性，只是人为天地间得精气最多，最为灵贵而已。人的精神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可通神明，然而自然界的寒暑燥湿与人的喜怒思想会使人伤神而形体受损，并最终导致心神衰竭，引发疾病：“夫形伤乎寒暑燥湿之虐者，形究而神杜，神伤于喜怒思虑之患者，神尽而形有余。精神将逝，余形虽存，不能长久。人大怒破阴，大喜坠阳，薄气发暗，惊怖为狂，忧悲焦心，疾乃成积。”（《道原》）因此，养生成养神之主，“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九守》篇并据道的特性从九个方面论述了守神达和思想，强调以守和守神为内心持守之道，养神守神可达“神清意平，百节皆宁”（《符言》），而“神清意平，百节皆宁”则为“养生之本也。神无所挠，形无所劳，故为治养之本也”（《上仁》）。单纯的“肥肌肤，充肠腹，供嗜欲”则是养生之末。

２、郾形神兼养是养生得和之本

养神与养形本末一体，不可或缺，《文子》强调养神，但并不否认养形的必要性。从必要性而言，养形是基础，形不能养，何谈精神之养！《九守》故云：“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即三者伤矣……不贪世名，不以贵为安，不以贱为危，形神气志，各有其宜。”因此，从养神的重要性和养形的必要性而言，合理的养生之道应该是形神兼养。养神为本，养形为末，本末虽有轻重、主次差异，却仍为一体，二者相依相生，对养生而言，养形与养神不可或缺，只有形神兼养才能各得其宜，养而不伤。

如此，即是体悟了养生之“道”，并达到神与形、内与外、静与动各得其宜，自然能够达到“食止充虚，衣止御寒，不苟所得，不弃所有，祝不悻免，福不妄就，达不自骄，穷不易操，乐乎天真，与道同久”的养生得和境界。

二、养生的认识前提——知

如何才能达到形神兼养即养生得和境界！《下德》论养生之道时非常重视“知”，以知为贵，以能知者为智，知是养生的认识前提。

１、郾知生命为天下至贵至重而重生

心要能知有用无用，《上礼》云：“知其无所用，虽贪者皆辞之，不知其所用，廉者不能让之……知冬日之扇，夏日之裘，无用于己，万物变为尘垢矣。”要能知生命为天下至重，“尊势厚利，人之所谈，比之身则贱。”没有它，万物任何富贵名利甚至连贪贱都无法享受到，何谈天下。而声色滋味等欲望是人的本性，其存在无可厚非，唯不以道术度量而纵欲无度则不可，不可贪得无厌，不择手段。若为名利，为奢侈、为私欲而以身役物，则必死无疑。因此无论富贵贫贱，无论外物有多大的诱惑，都不可因外物伤身甚至丧失性命。能知生命为天下至重，则能权衡生命与利欲之轻重利害；不知生命之重，则难以道术度量约束自己之欲望，即使有“万乘之势，不足以为快”，有“天下之富，不足以为乐”。不知足则无论怎样讲贵身或轻身都无济于事。因此，要养生首先要知生命之贵，才能在生命与利欲之间权衡轻重利害，才能不为利欲而伤害生命，而使自己行为有度，真正做到不以养害生。在前人诸多历史经验教训可以借鉴及吸取的条件下，不知轻重便不知所养为何，更无从谈及养生。

知道生命与利欲之间的轻重，便可在身与利之间有所取舍，《文子·下德》篇提出重生思想：“身处江海之上，心在魏阙之下，即重生，重生，即轻利矣。犹不能自胜即从之，神无所害也。不能自胜，而强不从，是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分析此段文字，重生相对于轻利而言，是养生的根本认识前提，没有这种认识，利欲面前就不能辨别轻重，则无论如何高明的养生之术、多么深邃的养生之道，都难以经受住利欲的诱惑而显得苍白无力。

２、郾知欲望之适与养生的关系

《文子》是养生时强调对养生与欲望关系认知的重要性，既认识到欲望对养形的必要性，同时也要认识到嗜欲对养神、养形的危害，如果一个人嗜欲萌生，必使精神劳顿。①

欲，本意是“想要”，是人的耳目口鼻所想要达到的欲望，是主体为满足情欲的需要而对于客体的索取或占有。如何看待并在生活中满足欲！是否应当满足或应满足到何种程度！这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人生哲学问题。②

首先，要知道欲望对养生的必须性和合理性。《文子》认为无欲不可以养生，因养生本身即是最大的一个欲。不管养生方式如何，都离不开物之养，若人们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如何节欲！又何谈养生！人民饥寒交迫，无法满足维持生命的物欲，“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因此物质为基础，富民足欲才能养生治乱，故又云：“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义丰重，平安之基立矣。”生而得养才会平和，故不通物无以清静，只有嗜欲才会反而害性，“人从（纵）欲失性，动未尝正也，以治国则乱，以治身则秽。故不闻道者，无以反其性；不通物者，不能清静。”③

《文子》也承认利欲与养生存在矛盾，认为嗜欲是心对于基本养形之物欲外的喜怒哀乐之情的追求过度而成，非人之性。如果一个人嗜欲萌生，必使精神躁动劳顿而伤神伤身，必陷入随心所欲或以智役物，逐物伤神，而一旦精神受到损伤，必然使形体陷入疲顿，不能养生长寿；且目见外物惑心，心随欲而动，逐欲无节，则是受物欲的主使而不能自主，陷入欲望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做超乎常性之事，而引起祸患。一旦触犯法津或众怒，身陷囹圄，身之供养都不由己，行动更谈不上自由，哪里有养生之道可谈！常人多认识不到这点，多“以欲滑和，目见外物而心受物欲诱惑而不能自主，逐欲无节，必陷入随心所欲或以智役物，逐物伤神，以欲乱心，以嗜欲伤生。”

三、养生的根本途径与行为原则

有了以上养生之道的认识基础，还应遵循一定的原则才能使知与行一致。

１、郾重生轻利，放情就志，随顺得和

重生轻利不等于否认利欲的存在，而是在利欲与养生之间有个度即不以伤神为主。不伤神有两种情况，一是对欲的承认，如果内心战胜不了利欲的诱惑不如从之，则顺性适欲而养形，使自己的心志处于坦然平和状态而神不伤。二是如果心不能摆脱利欲的诱惑而又不顺，则是强行而违背自己的心志，心在欲望沼泽中挣扎而伤神，因此是重伤。重伤之人，轻则为了利欲的不满足而劳心伤神伤生，重则为了满足自己的利欲而做出诈伪、犯法之事，甚至危及生命。因此《文子》养生之道不是自闭情欲，若不能自胜情欲又不能释放，还勉强使之顺从心志，则重伤其神。④

若心未能忘怀于物而勉强去除它，虽坦言轻利，亦违道逆性，必重伤生，因此重生于顺性从欲而为，以静柔之道使欲望得适。唐徐灵府在阐释“重伤”时说：“未能忘怀，而抑以归静，则重伤其生。重伤其生，故不复与寿者为比也。夫心不二用，事不并兴，犹居闲旷之地，志骋荣华之场，则宜委身从志，可免于累，如抑身违志，两心交战是谓重伤。重伤祝寿，信不虚语。”此犹言心欲静而身欲动，难以做到不为物累，与其动静不适而重伤，不知放情就志，⑤如此能形神两不相伤而得和，达到与天地玄同境界。同，犹如也。和由阴阳交接而生，内外放情就志，便可获得利、欲与心之和，便可达到玄同境界。以道导之，以和调之，最大的玄同不是单靠内敛而成，而是在向外放情就志、与物相冲过程中，养德成和。情欲之事包括喜怒取与利害祸福等如何得和，即“天下莫易于为善，莫难于为不善，所谓为善者，静而无为，适情辞余，无所诱惑，循性保真，无变于己，故曰为善易也。所谓为不善难者，篡弑矫诈，躁而多欲，非人之性也。故曰为不善难也。”意即顺其天性，静身无欲，则是顺于道而吉祥而易于养生；若戾其天性，贪欲无厌，毁人自成则是逆于道而凶险而难于养生。故在放与顺之时，要能知“和”，只有知和才能不伤己亦不伤人，动静得适而得养生之本，知和并以随顺得和，这是文子学派养生之道的精髓所在。

２、郾适情辞余，顺性适欲，不以嗜欲伤生

《上礼》云：“知其无所用，虽贪者皆辞之，不知其所用，廉者不能让之。”需要能够审动静之变、适受与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节。以道术来度量自己的欲望，凡事足以养生即可，诚如《上仁》所云“夫养生不强人所不能及，不绝人所不能已，度量不失其适。”《下德》、《微明》也阐明在利害祸福嗜欲面前，能够循其度量，做性分之事，适情辞余，使自己与他人之欲、自己之欲与性之间欲达到适度而已，适度则不会变成嗜欲而伤生，做到“食足以充虚接气，衣足以盖形御寒，适情辞余，不贪得，不多积……意气无失……精神内守形骸而不越……适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节乎己而贪污之心无由生也”。（《九守》）不为物累、不为名累、不为欲累、不为天下累，节制好憎喜怒，动静得适，受与适度，顺性适欲，使自己内与外、形与神、性与欲得和而于人、于己、于物无伤，达无欲为其欲之最高境界，如此既可养形又可养神，《精诚》云“心有所至，则神慨然在之，反之于虚，则消躁藏息矣。故治天下者必达性命之情而后可也。”《文子》强调适欲，而不是具体的节欲或者寡欲。因为这些都无关紧要，关键是能否认识到生命与物质的重要性，能认识到这一点，则不谈节欲，也自能以道术度量，使自己与他人之欲、自己之欲与性之间达到适度而不会变成嗜欲伤生。强调适欲，是实现老子无欲之欲的最佳途径，适欲后再无额外要求，是同无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