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郾优柔委顺，神清意平，不以情欲乱其心性

《文子·下德》篇论直性命之情曰：“天爱其精，地爱其平，人爱其情……人之精，思虑聪明喜怒也……故目明而不以视，耳聪而不以听，口当而不以言，心条通而不以思虑。委而不为，知而不矜，直性命之情而知故不得害。”《下德》篇还阐明了人性与嗜欲矛盾，因此区分了性分之内与性分之外两种欲，既为性分之内以养形，又去性分之外的嗜欲以养神，曰：“本人之性，无邪秽，久湛于物，即忘其本，忘其本即合于若性。衣食礼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于外也。故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夫纵欲失性，动未尝正，以治生即失身，以治国即乱人。”养生若有心于德，则此心险，难以直性命之情，故养生要优柔委顺，不以思虑喜怒聪明等情欲乱其心性，才能去掉嗜欲而做到神清意平，形气神兼养两不伤。

４、郾以心制欲，静漠恬淡，不以所有害所养

养生必去嗜欲，而去嗜欲必须治心，使心既能适欲，又能顺性，在欲与性矛盾时能以养性为主，治心成为各家各派养生的重要一环。例如老子以心能知足作为去嗜欲的方法，庄子以“忘”为治心的手段，孟子就以不动心为修养之术，《吕氏春秋》强调以心来制约耳目之欲，《淮南子》认为心对欲望有调节作用，主张以心制欲，而《下德》篇论重生思想，承认人追求利欲的合理性，主张不以养形伤神，不为利欲害身甚至危及生命，认为治心对人们收敛自己欲望的作用巨大，《上德》即曰“主者，国之心也，心治则百节皆安，心扰则百节皆乱”。《符言》也说：“圣人不胜其心，众人不胜其欲……邪与正相伤，欲与性相害，不可两立……故圣人损欲而从性……耳目口鼻，不知所欲，皆心为之制，各得其所。”又云：“人有顺逆之气生于心，心治则气顺，心乱则气逆。心之治乱在于道德，得道则心治，失道则心乱，心治则交让，心乱则交争。”《九守》也说：“人与天地相类，而心为之主。”心对欲望有调节作用，使之顺性，既能养形，又能养神，达到形神兼养，心性和情欲兼得，而反性命之真，即顺性适欲而不矫揉造作。可见治心对养生的重要性。

文子学派主张治心，不是禁锢其心，而是要放情就志；不是刻意追求养形以养神，或为养神而忽略养形，而是以顺性适欲作为利欲与养生矛盾的调合剂，以静漠活淡作为养生的行为原则，《九守·守静》说：“静漠恬淡，所以养生也。和愉虚无，所以据德也。外不乱内，即性得其宜。静不动和，即德安其位。养生以经世，抱德以终年，可谓能体道矣。”《上礼》亦说：“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乐，而防其所乐，是犹圈兽而不塞其垣，禁其野心；决江河之流，而壅之以手。虽情心囷噎，形性饥渴，以不得已自强，故莫能终其天年。”

治心以得和为最高境界，得和之本在于人君心处虚无之地，嗜欲不藏其中，“不以欲乱情。”（《道原》）使人人欲得其适、性得其宜，而为至和。

四、重生的外延——尊生

在养生之道的基础上，《文子》还提出尊生思想，《上仁》篇说：“能尊生，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今受先祖之遗爵，必重失之；生之所重，由来久，而轻失之。岂不惑哉！贵以身治天下，可以寄天下；爱以身治天下，所以托天下矣。”作为圣王君主，不因养己之欲而伤百姓之生，即是尊生，它是《文子》治国的认识前提。

由重生治身而外推到尊生治国，从重视自己性命到重视百姓性命，不惟养己之生，并扩大到养天下之生，一者治身，一者治国，二者密切相连。尊生作为重生的外延，是治身为治国之本的反映，因此，尊生亦是养生之道的内涵之一。

文子学派强调以重生为治身、尊生为治国之认识前提。重生与尊生联系紧密，一则重己之生，一则尊他人之生，尊生是重生的外延，不能重己之生，何谈尊他人之生！重生尊生则轻天下，无以天下为贵而以生命为贵。富贵名利是人们向往追求，但不可为富贵而伤身，因为富贵而伤害身体则是得不偿失；贫贱虽然是人们所厌恶的，但如果为了摆脱贫贱而为利欲伤身则愚蠢，因为虽贫贱也比伤身或危及生命要好。

《文子》的养生之道与重生思想与道家诸子有相通之处，但是文子学派强调以重生为养生的认识前提，以尊生为治国的认识前提，由重己之生外延到尊他人之生，则有自己的特点。⑥

五、《文子》的养生之道与重生思想的当代意义

《文子》养生之道和重生思想涉及到修身、养生和治国三个方面。其养生之道强调形神兼养，以得和为最高境界；强调欲望尤其是物质基础对养生的必须性、合理性及重要性，认为只有富民足欲才能养生治乱。其重生思想既是养生的认识前提，同时外延到尊生范畴，成为统治者治国的认识前提。

《文子》的养生之道与重生思想反映社会物质经济发达的时代背景；身重于名利、富贵、天下的思想构成其养生的认识基础；其放情就志，顺性适欲的随顺的态度，也便于为人接受；其不以养形伤神，养神与养形互为本末，并不排斥或否认人对利欲的追求，只是与物质享受相比，身体是最重要的，尤其在具备享受的条件下，对享受的主体——生命更加重视，反映积极的入世态度。

《文子》所论养生思想对于当代社会有现实意义，它告诫人们在改善生存条件、享受物质生活的同时，不可因为贪欲而损害身体甚至丧失性命。如果人人都能够认识这点，在物质利欲面前，以道术度量来要求自己，不以自己的情欲为出发点与目的，则人人身可治、家可安、国可治、天下可太平。强调人内心能知轻重而以道术度量为根本之道，比事后的法律制约惩罚有效得多，因此《文子》所蕴涵的养生之道以及重生思想，对于倡导以德治国的现代社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

①《文子·九守》篇说：“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五音入耳，使耳不聪。五味乱口，使口生创。故嗜欲使人气淫，好憎使人精劳，不疾去之，则志气日耗。又说：“耳目淫于声色，即五脏动摇而不定，血气滔荡耳不休，精神驰骋而不守，祸福之至虽如丘山，无由识之矣。”《符言》也说：“人有三死，非命亡焉；饮食不节，简贱其身，病共杀之；乐得无已，好求不止，刑共杀之；以寡犯众，以弱凌强，兵共杀之。”

②先秦诸子在承认欲的合理性上有一致性，然在如何对待它，使之不至于过度而伤生害性的观点上并不一致。例如：儒家孟子承认欲的合理性，主张以义制欲，寡欲养心，以孝解欲望之忧；荀子较孟子更加承认欲，反对去欲或寡欲，主张以礼节欲；墨子承认百姓有衣食之欲，强调以仁义制欲；老子是承认欲存在的，只是针对统治者为自己嗜欲而贪婪索取，使百姓宁愿舍弃生的最大欲望而冒死反抗的情况，提出遏制统治者贪欲，而不是扼杀百姓的基本欲望。

③王充，《论衡·治朝》。

④清代学者俞樾在《诸子平议》中云：“重伤犹再伤也。不能自胜则已伤矣，又强制之而不使纵，是再伤也，故曰此之谓重伤。高注谓重读为重复之重，是也。”鄙意俞说值得商榷，重应读作重量之重。考察文子学派所论述的重生与轻利，是相对而言，并非不要利，并非无欲，而是在欲与生之间有所权衡轻重，不以欲伤生，这是认识前提和行为原则。

⑤志，一指心志，心所令虑也；二指心之府也；三指在心之谓也；四指欲之使也；五指蕴藏在心为志；六指感物而动乃呼为志；七指六情遍具于心为志。——阮元，《经籍篆诂》，中华书局，１９９５，页１３６９。

⑥道家诸子论养生与重生颇多。老子认为人如果过分追求富贵名利及物质享受，就是“以生为”，就是厚生贵生，必致祸患（５０章）。因此反对厚生，厚生必爱物多藏，为名利货财所累，心难以知足，而行难以知止，求生太过，奢侈淫佚，奉养过厚便是进入死亡之地而自断生道，终至“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４４章）《庄子·让王》篇举大王亶父不以土地害百姓之例阐明重生尊生思想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吕氏春秋》强调重生、全生、尊生、贵生，《审为》篇阐明重生轻物观点，认为“两臂重于天下，身又重于两臂”，生命至贵，“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重己》）。因此“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本生》）一切之事“不欲利于生者则弗为”（《贵生》）。《淮南子》强调若不胜自己的情欲则当放情就志，但须内守道德，不以爵禄伤神、伤生而保生、全生，即“虽富贵，不以养伤生，虽贫贱，不以利累形”（《道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