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价值体现在哪里？就儒家而言，儒家追求的是精神的不朽，“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29]。儒家一方面承认人生存发展的各种原欲，一方面又巧妙地以道德仁义引导和规范之。首先，尊重生命、珍惜生命是儒家的一贯主张。儒家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经)卫灵公曾向孔子请教军旅之事，孔子颇为反感地拒绝道：“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鸦军旅之事，未之学也”[30]，并且第二天就离开了卫国。

其次，在义利的取舍上，儒家强调义高于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31]。又说“君子义以为上”[32]。可见，在儒者的眼里，“义”的价值是远远高于“利”的，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33]。舍义而取利为儒者所不耻。

最后，“仁”是儒家人生价值观的重要表现，是儒者为之奋斗终生的目标，是高于生命的信念。当生存、利欲与仁义、道德发生冲突而必须以生死来做抉择时，求生而背仁是儒家所鄙弃的，只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才是对生命最大的珍惜与尊重。“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34]生命无疑是可贵的，然而，在儒者的眼里，实现仁义的理想比生命更可贵，甚至可以为了实现此“仁”的理想而付出生命。可见，儒家尊重生命、珍惜生命，但在极端条件下为了实现人生价值，儒家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追求精神的永存。

道家极其重视个体的生命价值，此集中反映在老子的“重身惜生”的思想中。首先，重身、贵身、爱身、惜身是老子对待个体生命的基本态度和一贯主张，他说：“名与身孰轻？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35]

声名、货利的重要性和生命比起来显得微乎其微。又说：“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36]即如人能够以贵身、爱身的态度有为天下，方可把天下托付与他。在老子看来，贵身则可清静寡欲，无视外在的宠辱毁誉，如此才能远离祸患、担当大任。其次，老子对个体生命的重视还体现在其“惜生”的思想中。老子的“惜生”思想可概括为以下几点：(一)老子一贯珍生惜命，反对战争，他认为“兵者”乃“不祥之器”，即使打了胜仗，也应以丧礼处之。(二)老子认为生的状态就是柔弱，所谓“人之生也柔弱”、“柔弱者生之徒”，因此主张“守柔”，力图通过守柔而守生。(三)老子认为，“治人事天，莫若吝……是谓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37]。老子追求生命的长生久视，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吝”，即重视个体生命的修炼，厚藏根基，纯任自然。(四)老子认为，人出世为“生”，入地为“死”，但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够做到清静质朴，纯任自然，善于保养自己的生命，其余之人却一味追求贪欲，伤残身体。所谓“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38]。因此老子反对人为的“求生”、“厚生”、“益生”、“贪生”。可见，老子的“惜生”思想与其“重身”思想是一致的，体现了对个体生命的重视。

五、积极入世与卑下守弱

人生的价值如何实现？儒道两家又给出了“积极入世”与“卑下守弱”两种不同的回答。

孔子并不反对出世，《论语》记载孔子遇到诸隐者如楚狂接舆、“耦而耕”的长沮、桀溺，荷条丈人等，均不敢怠慢。他甚至称许宁武子和遽伯玉，“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39]；“君子哉!遽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40]。然孔子对于入世的态度却是迫切而坚定。子贡问曰：“有美玉于斯，韫匮而藏诸？求善贾者而沽诸？”孔子毫不犹豫地回答：“沽之哉!沽之哉!我待沽者也。”[41]孔子以“待沽者”自居，期望得到当政者重用，可见孔子积极用世的良苦之心与迫切之情。孔子对自己的治国才能也颇为自信：“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42]当是时，周室衰微，诸侯争霸，礼崩乐坏，孔子希望通过他的努力，力挽狂澜，扶大厦于即倾，将尧、舜、禹、文武、周公之道传下去。《东周列国志》戏曰：“孔子周游列国，弟子满天下，国君无不敬慕其名，而为权贵当事者所忌，竟无能用之者。”[43]甚至在自己曲高和寡、知己者鲜的时候，孔子仍然强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尽管最终孔子的政治生涯以失败而告终，但他仍然给出了“出世”与“入世”的回答：“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44]孔子不反对世道混浊时的出世者，但对“达则兼济天下”的儒者而言，出世是不得已的选择，因此对于那些在“邦有道”时仍然隐身不出的人，孔子是竭力反对的，此正是儒家入世思想的具体反映。

老子则认为，孔子儒家提出的那些道德礼义，都是对人自然之性的损害，是坚决要予以否定的，老子言：“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45]，“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46]。因此，对于被儒家尊为“有道则见”的“入世”原则，老子则视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老子提出清静淡泊、卑下守弱的生活方式，主张以柔弱的姿态处世，淳朴无为。老子认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貌似柔弱，实则处上，“天下莫柔弱于水，而功坚强者莫能胜之”[47]。水的这种谦柔、谦卑之德性实值得人效法。所谓“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48]。深知雄强，却安于雌柔，可为天下之溪。深知明亮，却安于昧暗，可以为天下之谷。为天下之溪谷，则可常德充足，归于真朴，因此，人应知雄守雌，知白守黑，处柔守弱，唯如此，才是最符合人的自然之性。那些汲汲于功名，奔波于世间之徒，恰是对“人性自然”的最大的损害。为了远离此纷争俗世，老子甚至勾勒出了一幅“小国寡民”的理想化的民间生活情景：“小国寡民。使有伯什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居，安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49]此单纯质朴的生活，正是老子理想之桃源，也是对于儒家汲汲于入世之讥讽。

可见，在生命的产生上，儒家认为皆是“天命”所赋，是天道自然之体现；道家则将生命产生的终结根源归结为“道”，体现了一个“道生德成”的生命本源论。尽管二者的表述不同，但都将宇宙万物的产生看作是自然而然的“天命”或“道”之周流与显现，具有了生成论与本体论上的意义。在对生命过程的看法，儒、道也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两者都以生为劳，以死为息，都能对死抱有不忧不患的平静态度。所不同是儒家一向秉持“乐生哀死”的传统，以对生的关注来回避对死的直面，并认为死是当哀的，十分注重丧礼；道家对此的思考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了一种“自然而然”的智慧，反对繁文缛节、重丧厚葬，以因顺自然来守住生命的本然之“道”，此根源在于儒家重视社会性、道德性的人生，而道家重视自然主义的人生。在人生的存在状态上，儒家追求“孔颜乐处”的道德人生价值，此是一种不为环境屈服的姿态，一种洁身自爱、傲然而立的“士君子”性格。道家则将“自然朴真”做为最本然、最应当追求的生活状态，反对一切刻意的雕琢与伪饰，此是一种质朴无华、云淡风清的超凡脱俗。这也造就了其后几千年中国人所追求的两种生活理想。在人的生命价值的体现上，儒家尊重生命、珍惜生命，但在极端条件下为了实现人生价值，儒家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追求精神的永存，此在于儒家把人的生命价值、生死意义都系于道德一身，认为追求仁义道德比保全个体生命还重要；道家则极其重视个体的生命价值，重身、惜身、厚生、爱生是老子对待个体生命的基本态度和一贯主张，此在于道家把人的生命价值系于自然，认为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状态。最后，在人生价值如何实现的问题上，儒家秉持“积极入世”的情怀，以天下为己任。道家则提倡清静淡泊、卑下守弱的生活方式，主张以柔弱的姿态处世，甚至避世。一个积极进取，一个消极隐退，实际上相互补充而协调，表现在古代士子身上则为“得意则尊儒入世，失意则崇道避世”。

一言以蔽之，儒、道两家尽管在生命的本源、生死的过程、人生的存在状态、人生的价值以及如何实现此价值等几个方面有诸多的差异，但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儒家的社会理想、道德价值是其生命观的主要支点和终极指向，而道家的自然主义是其生命观的核心内容和根本旨趣。两者互异互补，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生命哲学的主要内容。

注：

①《诗经•大雅•烝民》，周振甫：《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75页。

②《系辞•下》，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65页。

③《易经•乾卦》，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页。

④⑤⑥⑦[13][14][15][16][21][22][23][29][30][31][32][33][34][39][40][41][42][44]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7-188页，第72页，第88页，第157页，第105页，第112页，第112页，第92页，第59页，第70-71页，第168页，第166页，第161页，第39页，第190页，第71页，第163页，第50页，第163页，第91页，第137页，第82页。

⑧⑨⑩[11][12][17][18][19][20][24][25][26][27][28][35][36][37][38][45][46][47][48][49]陈鼓应：《老子译注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3页，第163页，第232页，第261页，第85页，第87页，第342页，第157页，第188页，第96页，第309页，第261页，第163页，第194页，第239页，第109页，第295页，第257页，第212页，第134页，第350页，第178页，第357页。

③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七十八回》，岳麓书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