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进化观与政治权力申张下的1950-1960年代台湾民间宗教研究

1.李添春《台湾省通志稿·人民志·宗教篇》中的宗教进化论及其价值

如果要选一本1950年代以来台湾民间宗教代表性的研究作品，李添春在1956年出版的《台湾省通志稿·人民志·宗教篇》或可为其中首选。作者曾就读于台北曹洞宗中学林，毕业后入日本驹泽大学，1925年日本举行东亚佛教大会，他为台湾斋教的重要人士许林担任翻译，从而获得不少资料与讯息，遂撰写有关台湾斋教的学士论文。他返台后入总督府文教局社会课工作，并协助增田福太郎进行全岛的宗教调查工作。战后李添春在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系任教，直到1964年退休。《台湾省通志稿·人民志·宗教篇》可说是战后官修文献的代表著作，其重要性殆无疑义(11)。全书一开始是这样来区分宗教的：

宗教由人文教育发达上，大别之为二：一是劣等人文教，二是高等人文教两种。前者是文化程度极幼稚时代所表现之宗教，后者是文化略有进步乃至现代开明宗教的时代。(12)

即便他在这高／低等大致的分类下再另细分，譬如高等人文教又分为高等自然宗教与伦理宗教两种等等，但明显有着二元分立的架构。而他对台湾宗教的种类则先是依来源来区分，分成山地同胞之原始宗教、大陆内地传来之宗教及外国传来之宗教等。再者，他又依类型区分，把现今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相关的部分，则被统称为通俗信仰。他认为由于民族之移动及语言的变迁，约又有三种变化：

第一期，当时汉族移民因出身地之不同，信仰亦各异，此期发生分类斗争，故此期可称为分类信仰时期；第二期由当局及士绅之领导，及语言之互通，信仰略趋融洽，是于此期称为信仰一致时期；第三期是日人实施皇民化政策，禁止各种祭典，焚化庙神，故此期可称为通俗信仰摇动时期。(13)

李添春根据台湾宗教信仰发展的过程所作的分类，在后来台湾的学术研究中也很明显地反映出是侧重在这几个主题上，如对不同祖籍移民信仰的讨论、本土化或内地化的争议以及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宗教政策的讨论等。李添春的观察与分类相当具有锐识，但他认为通俗信仰内容上是要求现实、唯利是图的，其下劣之情有碍民族之尊严，因此他主张提高教育，并辅以宗教家善为领导，以改良恶习陋俗(14)。这样的想法明显是宗教进化论，已带有价值判断，并不可取。从今日来看，不是论点，反而是其所依据的资料比较值得注意。

《台湾省通志稿·人民志·宗教篇》书后所附的主要参考资料，半是日本殖民时期的调查报告如《清国行政法》、《台湾宗教调查书》等，半是作者田野调查所得。在后藤新平依据“生物学法则”，以科学的方式找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差异，实施详细的调查以利政策制定的原则指导下，日本当局于1900年就在总督府内组织了“台湾惯习研究会”，对台湾法制、地理、历史、教育和风俗进行调查，其编辑小林里平、干事伊能嘉矩留下了许多实态性的记录与描写，范围更跨越了民俗学、历史学等各个领域。这些考察的资料，在后来均变成研究台湾民间信仰必须要参考的基点，其具体成果还有京都大学教授冈松参太郎的《台湾旧惯制度调查一斑》（1901年）和1910年至1911年出版的《台湾私法》（本文6册，附录参考书7册）。此书有部分从法律的层面记载了与台湾中部祭祀公业、宗教活动相关的资料。台湾民间信仰的研究虽然相较于土地使用、原住民研究、法律制度等研究成果来说相对薄弱，可是汉人民间信仰本就是史料匮乏且零碎的。日人虽留下许多不具系统性的观察，又是因应殖民政策伴生而出的产物，却仍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意义下的民间宗教研究，应该在日本殖民台湾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大正4年(1915)发生了西来庵与宗教活动有关的抗日事件，其后台湾总督府基于政策上的需要，提升了主管相关事务单位的层级。内务局社寺课的首任课长即是负责汇整寺庙台帐宗教调查报告的丸井圭次郎。丸井将各地“调查报告书”及“寺庙台帐”等资料加以整理而成《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第一卷。他在大正10年(1921)结合了台湾佛教界的精英而成立的“南瀛佛教会”，并于1923年发行《南瀛佛教》。此一刊物刊载了许多讨论斋教与台湾宗教、政策、法律等文章(15)。综合来看，日本殖民时期有许多的观察不免带着殖民者优位，但总体来说报导都是相当详实的。此外还有《台湾时报》、《台法月报》等与总督府相关的机关报也都有关于台湾民俗信仰的报导，也培养出一批如曾景来、增田福太郎和李添春等优秀的学者。其中增田福太郎的研究更被誉为台湾宗教研究的“先驱者”，其所著《台灣本島人の宗教》（1937年）和《台灣の宗教—農村を中心とする宗教研究》（1939年）对台岛的寺庙传说、神判立誓等习俗均有详尽的观察与分析，几已成此一时期的经典性著作。

除资料以外，《台湾省通志稿·人民志·宗教篇》最具参考价值的是对斋教的研究，这部分内容系由李添春在驹泽大学的毕业论文翻译而来。所谓的斋教指的是龙华教、金幢教和先天教，是以在家佛教的形式而存在的。在1901年的旧惯调查里，斋教就已经有明确的指称，有别于儒释道而自成一类。李添春可算是宗教界人士的身份，书写当时台湾本土佛教主流斋教的历史，对此方面背景知识的熟知也反映在其作品之中。《通志稿》中对于斋教的源流、派别、历史叙述相当完整；同样地，其所论中日佛教的交涉与演变，也极具研究的参考价值。尽管如此，他对于当时全岛斋教的联合组织“台湾佛教龙华会”却仍缺乏描述(16)。日据初期的台湾，发生了前述余清芳所领导的“西来庵事件”，影响日本殖民政府甚巨。李添春详细地叙述了当时台湾斋教界如何设法筹组联合会以避免受到牵连。这是以斋教为主体的叙述，但并未论及这一重大宗教事件的成因(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