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先后出版了濮文起、宋军等编的《宝卷初集》(54)，但该书后来被禁，流通不广。此后，王见川等人编有《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1999年），以及稍晚的《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续编》（2006年）。这两套大型教门内部资料丛书的出版，其基本目的已如王见川所指出，是要打破民间宗教教派史料封闭的局限问题，透过新史料的刊布能将此方面的研究能进而迈向新的里程。此外，王见川还编有《民间宗教》，是海峡两岸此领域第一本专业性集刊(55)。在清代教门研究方面，林万传、王见川对先天道史的研究，就经卷的收集与考证，更有利后人踵继。后来林荣泽关于一贯道历史的研究即是奠基于此，并辅以大陆1949年后新出版的各地方志、文史资料中关于会道门的记载(56)。民国教门一直是一个待开发的研究场域，宋光宇对一贯道和红卐字会的研究，王见川之于道院在台湾以及同善社早期历史的建立，均呈显出近代以来民间宗教教门发展的某种内在承继理路与新的讨论议题与空间(57)。而出身于天帝教的刘文星，在受过完整史学专业训练下，为其教首李玉阶所写的传记《李玉阶先生年谱长编》（帝教出版社2001年版），堪称教内撰写传记的范本。总的来说，过去有一些研究基于档案史料性质的局限，多将民间宗教教派视之为“秘密”式的活动，研究者亦接续此种看法而认定之；或者是多专注教派、教史之间的传承建立上。这样的讨论虽然相当重要，也是研究的基础(58)。但在习而未察之间我们是否仍在正统／异端的官方档案论述间摆荡，在充满神秘色彩的经卷所建构的宗教世界间我们又能否找到新的视域存在的可能？或许是将来我们可以尝试努力的方向。

2.新议题的开展——台湾鸾堂与儒教的研究

在台湾，传统的民间宗教除了斋教外，就是鸾堂。所谓的“鸾堂”有两个意义：一指宗教场所，即借着扶鸾，人可以和神意直接沟通的地方；另一指以扶鸾为特征的宗教团体，也有的称其为“儒宗神教”，相当于高延(de Groot)所说的“儒坛”(59)。鸾堂的思想脉络呈现出纷杂多变的面貌，很难用简单的儒教或三教融和的观点来加以说明。从宗教学的社会分类来说，鸾堂及其参与者的活动亦无法藉杨庆坤所提出的“制度化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或“普化的宗教”(diffused religion)二个观念来说明。宋光宇和王见川均主张将鸾堂视为一个独立的宗派或研究路向(60)。

台湾扶鸾的活动自清末一直持续迄今，各地也存有不少鸾堂，如宜兰的新民堂、头围唤醒堂、新竹宣化堂和澎湖—新社乐善堂等均是。王见川指出各鸾堂间复杂的交错关系与多元发展现象（如较不为学界所注意的宣化堂系统、行忠堂系统等），对宜兰的一元说以及南、北宗的简化鸾堂系统的分法提出修正。台湾鸾堂强烈持续的社会活动力，在日据时即引起警察机关的调查，至20世纪90年代又引起学界高度的重视，讨论的问题现今已经深化到探讨各鸾堂间的分香或分灯关系，以及正鸾生与校正生（如杨明机、杜尔瞻和杨福来）个人活动的影响：如宋光宇、王志宇、王见川等人探讨日据时期中部鸾堂著名乩手杨明机和一贯道之间的关系，柯若朴关于台中武庙明正堂的研究，以及康豹探讨木栅指南宫的早期历史与肫风社这个鸾堂的渊源(61)。这些研究成果说明台湾鸾堂的系统与各种问题已获得更进一步的解决。相对地，也或许是受限于资料的缘故，学界对于清末民初中国各地鸾堂发展的状况并不是那么清楚，如各地鸾堂的运作情形与鸾书的内容均有待更探究。譬如台湾的新民堂乃是源自于甘肃，而竹东复善堂又因鸾法不熟从广东请鸾生协助降笔戒烟(62)，这些均表示剖析源自中国大陆内地的鸾堂发展有其重要性。而透过比较研究也能使对这类宗教结社团体的分析更加深化。

除了鸾堂的研究外，另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是关于台湾儒教的研究。大陆儒教在任继愈与李申等学者的推动下引起相当大的争议，而在台湾，“儒教”则是殖民者所定义的。李世伟《日据时期台湾的儒教运动》深刻地处理了“儒教”在当时的适应情形。台湾皇民化运动开展后，儒学与汉族认同的强化自此转向与反日运动的结合(63)。但是如果只偏重当时文化界的精英分子学风上的波折，未免有所局限。李世伟认为在日本殖民政府的支持下，儒学虽未在教育体系中继续发挥，却反在台湾的民间社会进一步扎根，当时诗社、文会等儒学组织纷设。这波风气不光衍生出宣扬旧诗文、孔孟道义的儒学组织，其在社会上尚与善社和扶乩降鸾的鸾社等组织彼此混同。这些结社在当时日本人的调查中或是参与者的自我认知上，均以“儒教”来称呼，他们把“儒教”的结社活动依类型而区分为“学艺型儒教”与“宗教型儒教”两类。诗社、文社近于前者，善社、鸾社则为后者。这些儒教结社在日据时期大为兴盛，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台北的“崇圣会”及“孔圣大道会”等，这些儒教团体，在祭孔、孔教的宣讲及刊物发行上非常积极，有极高的社会教化意义。在认同上，当时的商界闻人郭春秧所办“孔圣大道会”主张以儒教达成日支亲善，以共同对抗西方。昭和十年(1934)日本举行国际儒道大会，希望透过儒教的精神结盟实现皇国精神。中日战争爆发，诗社更为文赞扬，政治或文化认同立场明显已经转换。李世伟的研究使我们对此一时期儒学发展有一个不同的历史图像(64)。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说，台湾的民间教派研究虽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作为研究对象来说，清末以来的各民间教派的实际活动，都还可在现在台湾仍活跃的教门如一贯道、先天道和道院等各宗教团体上找到继承的影子，而这些研究成果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