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安时而处顺”也罢，“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罢，说到底，就是“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道无终始”而“天有四时”，阴阳流衍而运化无穷。且生命的本质，又不过“一化之所待”，“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至乐》）故《大宗师》又载仲尼之言曰：“造适不及笑，献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造适不及笑”，即不因“特犯人之形而犹喜之”；“献笑不及排”，即“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任何主观的好恶，人事的努力，都不能改变造物者的既定安排。而“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只有“安时而处顺”，随物而“自化”，“死生存亡”不以介怀，也就达于“道”的境界所谓“入于寥天一”。明乎此，则生命的本质，不过是“以天地为大鑪，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故《大宗师》说：“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

总之，“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大宗师》，以及所谓“归精神乎无始而甘冥乎无何有之乡”（《列御寇》），所谓“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齐物论》），所谓“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下》），所有这些崆峒无物杳冥无有的夸诞描述，无不指向“古之真人”超拔寰宇的博大胸襟与度越时空的高远境界。即使是那些否定性的描述，如“外不观乎宇宙，内不知乎大初，是以不过乎昆仑，不游乎太虚”（《知北游》），以及“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列御寇》）云云，仍然是反衬“古之真人”超越宇宙时空的豁达与开朗，是反证“知之能登假于道者”大彻大悟而后豁然无碍的心胸与境界。而且，《齐物论》中，庄子曾经作为是非争论之源所列举的例证之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从洞明古今终始变迁，通观万物成毁聚散的角度来理解，也未尝不可以看作“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的某种注脚。因此，“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在一定意义上亦可视为“至人”悟“道”之后超迈与旷达的宇宙情怀！

由此可见，庄子悟“道”之“达”，就是主体心灵与广漠的宇宙时空融为一体，“游心于淡，合气于漠”（《应帝王》），在无所挂碍，纤尘无染的虚空与无限之中，作精神的肆意翱翔。没有时空的限制，没有生存的负累，“沦与物忘”，自由自在。这种境界，与其说是心灵的无所羁绊，是精神的自由放飞；勿宁说是宇宙的凝固，是时空的冰河！

四、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

然而，正是在这个空明澄澈，纤尘无染的虚空世界，人世间的功名富贵，成败祸福，荣辱得失，善恶美丑，以及父子，君臣，时命，举凡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切生存价值以及人之为人所必需的生存条件，皆一一为之勘破。于是，人，便成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另类”，或者是形貌丑怪，肢体残缺但“畸于人而侔于天”的“畸人”。《逍遥游》与《德充符》二篇所述，为庄子所激赏的那些人物，就是这样的“另类”与“畸人”。

然而，人毕竟不是“藐姑射之山”的“神人”，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人也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梦境，即使是可以“坐忘”的“心斋”，“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也不过是暂时的海市蜃楼。南郭子綦隐几“丧我”，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但“丧我”之后，仍然要回到现实。因此，“绝迹易，无行地难”，人最终还是要面对实实在在的世俗生活。虽然他畏惧仕途险恶，官场倾轧，或者说清高淡泊，鄙弃荣华，可以拒绝王公大人的高官厚禄，象庄子本人那样，曳尾于泥涂，垂钓于濮水，逍遥散放于濠梁之上，庶几乎可免于“人事之患”与“阴阳之患”。但是，回避仕途，并不意味着可以全身远害，从此便可以放胆而行。“自状其过以不当亡者众，不状其过以不当存者寡”，兀者申徒嘉之遭刑丧足，并非就是他罪有应得。人生在世，时时都会碰上危机，处处可能遭遇险厄，就如同“游于羿之彀中”，随时都有中箭的危险，《外物》之所谓“鱼不畏网而畏鹈鹕”者是也。而《山木》篇“庄子游于雕陵之樊”的故事，隐寓也是这种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人间现实。其文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