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周游于雕陵之樊，覩一异鹊自南方来者，翼广七尺，目大运寸，感周之颡而集于栗林。庄周曰：“此何鸟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执弹而留之。覩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蜋执翳而搏之，见得而忘其形；异鹊从而利之，见利而忘其真。庄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类相召也！”捐弹而反走，虞人逐而谇之。庄周反入，三月不庭。蔺且从而问之：“夫子何为顷间甚不庭乎？”庄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观于浊水而迷于清渊。且吾闻诸夫子曰：‘入其俗，从其令’，今吾游于雕陵而忘吾身，异鹊感吾颡，游于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为戮，吾所以不庭也。”

当然，庄子这则寓言诉说的主旨，是告诫人们或曰他的弟子，不要为“外物”所迷惑，“见利而忘其真”。但是，从所设置的具体情景而论，这则寓言却反映着一个可怕的事实，即人所存身的这个外部世界，实际上是由无限多的环节纽结而成的关系网、生物链。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螂“执翳而搏之”――异鹊却“从而利之”――庄周“执弹而留之”――虞人（管林人） 又“逐而谇之”。由此可见，在这个关系网或曰生物链的每一个环节，都潜藏着不可预测的险厄，隐伏着难以防范的危机。一不小心，就有可能遭到暗算。因此，“物固相累，二类相召”，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欧西存在主义哲学家所宣称的：“他人就是地狱！”

污浊而险厄的生存环境，卑微而贫困的角色定位，曾经迫使庄子痛苦地追问生命的本质与存在的意义，艰难地思索生存的价值及其终极目的。而且，亦毋庸讳言，这种污浊而险厄的生存环境，卑微而贫困的角色定位，并不因为庄子悟“道”之后，便有什么大的改变。今天的阳光并不比昨天灿烂，今天的生活也并不比昨天富有；世界并没有改变，既不比昨天更好，也未必就比昨天更坏。然而，有“道”无“道”，“通”与不“通”，毕竟有着天壤之别、本质之差。虽然，人确实不是“藐姑射之山”的“神人”，当然也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梦境，“心斋”与“坐忘”之后，仍然要回到现实世界，因而“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可是，悟“道”之后的心境，却与先前大不一样。超迈与旷达的宇宙情怀，宁静而高远的精神境界，给人以安闲（“和”）、愉快（“豫”）与通达（“通”）的心情与心境；然后，再以这种安闲（“和”）、愉快（“豫”）、通达（“通”）的心情与心境观照现实中的人生际遇与世情百态，于是便由衷地产生一种春天般的融融暖意。故《德充符》曰：

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郤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

近人钟泰曰：“‘不失于兑’，老子之所谓‘塞其兑’也。‘郤’与隙同。‘日夜无郤’，即‘不失于兑’义。‘与物为春’，即‘和豫通’义。所以反复交互言之者，亦以见其通而无害于塞，塞而不失其通也。” 钟氏引老子“塞其兑”解“不失于兑”，又曰“通而无害于塞，塞而不失其通”，既有欠明晰，又曲解庄子原意。庄子仅言“通”，而不言“塞”，乃钟氏自“塞”耳。按《经典释文》引李颐曰：“兑，悦也。”是其义也。“不失于兑”，即补足“和豫通”之意，“不失”者，不坠也，犹言“永葆”也。而“日夜无郤”乃修饰“与物为春”，“日夜”者，言其不间断也，“无郤”者，言其无隔阂也，与“不失于兑”之义无涉。

准此，则所谓“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郤而与物为春”者，意即：使心灵永远保持安闲、愉快而通达的状态；再将这种安闲、愉快而通达的心灵状态永无间断、亦永无隔阂地投射于外物，于是外在的事事物物亦由此而充满了盎然的春意，世界亦由此而洒满了静谧、详和、欢悦的辉光。于是内在的心情与外在的感受融为一体，不知是心灵的愉悦导致了外物的详和，还是外物的详和带来了心灵的愉悦。故曰：“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时”，乃“春”之应；“接”与“与物”之“与”为应；“心”既与“和豫通”相应，又与“与物为春”相应。是以超迈与旷达的宇宙情怀，宁静而高远的精神境界，给人以安闲、愉快与通达的心情与心境；而有此心情与心境，则“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诸般遭际，又不仅仅是“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而已，反而以一种包举宇内，涵藏万物的博大胸襟，欣欣然而容受之且“水流乎无形”不存芥蒂，坦坦然而接纳之又“发泄乎太清”无所稽滞。因此，《大宗师》曰：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颡頯；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

“其心志”者，“其心”超迈与旷达，宁静而高远也。“其容寂，其颡頯”者，心境安闲而愉悦，发之于容貌也。 而“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者，似“喜怒”而无“喜怒”，似哀乐而无哀乐；其“喜怒”哀乐，与“四时”相通而无滞碍，与天地相谐而不龃龉，“接而生时于心”，反之又“与物有宜”，而人亦不能测知其究竟也。故曰：“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