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对宗教界要进行阶级分析。1962年5月召开的民族工作会议，全面分析总结了1958年以来民族工作的经验教训。针对在宗教界工作中一定程度存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问题时，李维汉强调了在政治上必须对宗教界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他说：“宗教界（这里是指宗教职业人员而言）就其中大多数来说，是不参加社会生产的，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一个阶级和阶层，而是同不同的阶级相联系的。我国宗教界，在解放以前，就其中上层而言，一部分同帝国主义相联系，其中有些人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另一部分人同封建势力有密切联系，有不少人本身就是封建地主、农奴主、或者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还有一部分人是同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就其下层而言，多数以至大多数是同城乡劳动人民相联系，并且处于被压迫以至被剥削的地位。中上层里面，也有不少爱国民主分子同我们合作。我们党从来就是这样区别对待宗教界，并且把宗教界的大多数包括在统一战线之内的。但是，在旧社会里，宗教大都掌握在宗教界中上层的前两部分人的手里”[44]。

5、旧的宗教制度民主改革要以和平方式谨慎进行。李维汉重点以回族的伊斯兰教制度改革进行了分析。1958年，涉及回族伊斯兰教制度的改革提到日程。李维汉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后，6月，在中央统战部于青岛召开的回族伊斯兰教问题的座谈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全面论述了回族伊斯兰教制度的民主改革问题。

为什么要进行改革？李维汉指出，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回族的发展与它的伊斯兰教制度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从理论上讲，这个矛盾基本上是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矛盾。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即有神论的宇宙观，是旧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伊斯兰教的规章制度，也是旧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这些东西，都是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说到底，都反映着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45]具体来说，当时回族伊斯兰教的制度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宗教特权，以及教民的沉重的宗教经济负担。这些都阻碍着回族的发展进步。因此需要改革。

改革旧的宗教制度同保障回族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应加以区别。他说：“所谓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当然不包括任何一种宗教制度都有自由，例如宗教干涉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的制度等，就不能解释为也有自由。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它的宪法和法律，宗教是不能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我国的喇嘛教、伊斯兰教，有许多东西是跟宪法不符合的，总有一天，这些抵触宪法的东西要被人民改革掉不可。”[46]“在我国的许多地方，尤其是许多少数民族中，实际上还没有获得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有些民族中，小孩子生下来三天就由父母包办入教了。有些地方改变宗教信仰被当成违禁事件。有些地方，在不久以前，寺庙和宗教首领还享有许多封建特权，个别地方，不久以前才刚刚开始实行政教分离。所以，在我国许多地方，宗教信仰自由还具有反封建革命的意义。”[47]

至于改什么，怎样改？李维汉指出：“我们不讲改革信仰，而是要改宗教制度。宗教制度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改？不是。是改那些在今天的条件之下，对回族的发展变成了障碍，妨害比较大的，同国家法令相抵触的东西”“怎样改？我看不要搞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而要采取和平改革的方针，因为这里要改的是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的宗教制度，谨慎从事为好。至于具体作法，要因时因地，看时间，条件来决定。要注意不脱离群众，要依靠群众的觉悟和群众的自愿，依靠他们自己动手去解决。”[48]

6、同宗教界建立政治上的统一战线。早在延安时期，李维汉就非常重视对宗教界的统战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李维汉作为中央统战部部长进一步发展了同宗教界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因为宗教团体中的上层人士同群众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他们中有些人有反帝爱国的一面，争取了他们，就有利于争取群众。“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民族因素和宗教因素，一部分上层人士同劳动人民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争取和团结爱国人士有着特殊的重要作用。”[49]1958年，在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上，在谈到对伊斯兰教上层分子统战问题上，他强调：“对伊斯兰教上层分子的统一战线还要不要？答案是肯定的，还要。过去这方面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使阿訇起了分化，一部分人靠拢我们，有利于反坏人坏事，也有利于我们改革必须改革的宗教制度。今后还要继续坚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包括教主、阿訇、还有乡老、社头等等。他们中大部分属于人民（小部分可能属于敌我矛盾）。对这一部分人民必须采取统一战线政策。他们是上层，甚至还带有一定的剥削，但是，我们要同他们搞统一战线。”“我们的方针，就是要争取、团结民族、宗教上层的大多数，把大多数争取团结到我们这方面来，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不要忽视这个工作。这个工作愈做得好，愈有利于孤立坏分子，愈有利于进行必须的改革。不能因为要进行改革了，就把这些人放在一边，不向他们做团结教育的工作。并且要在这些人中，培养一批比较左倾的，或者叫左派，中左，培养这样一批比较靠拢党、接受党的领导的分子。培养这样一批人就会大大减少宗教制度改革的阻碍，而且会变为助力，这个很重要。”[50]1981年，在纪念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三十周年的专文中总结西藏工作经验时指出，发展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是解放西藏中着重贯彻的一项原则，这项原则经受住了考验。正是因为对宗教界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党才得以团结了包括宗教界在内的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完成了各个时期的历史任务。